自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陷入激烈对峙，尤其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潮席卷中国之时，王明便巧妙地捕捉到了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采取灵活策略，变换身份，化名为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自1969年起，接连发表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批判性作品。
王明的人生旅程走到了终点，自那时起，他再未踏足那滋养他成长的故土。
01
1949年3月23日，新华社对外发布了题为《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1500字新闻稿件。这篇报道难得地打破了中共一贯秉持的中央驻地保密惯例，明确透露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在“石家庄周边”举行的事实。这一重要信息，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核实并予以确认。
在那晨曦初露的时刻，党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携手引领中共中央的全体工作人员，于西柏坡完成了行装的整理。他们步伐坚定，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征程，就此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宏伟历程。这场被誉为“进京赶考”的远行，洋溢着豪迈与壮志。
因孩子不幸染病，王明的家庭不得不将迁居计划推迟至五月，方得以从河北平山迁至北平香山定居。时光匆匆，转眼数月，全家又一次面临搬迁，最终在市中心东皇城根骑河楼孟公府二号找到了一个安宁的居所，此后便一直未再迁移。
王明一家在北京
六月，我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正式对外宣布成立，王明先生荣幸地被任命为副主席，并肩负起筹委会主任的双重职责。
在9月21日至30日举办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王明先生积极参与政治协商，荣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崇高荣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辉煌时刻，王明肩负起了分量十足的重任，身兼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多项重要职务。
孟庆树女士目前在法制委员会供职，并身兼该委员会资料室主任要职。
王明勤勉不懈，勇担法制委员会之重任，悉心为中央人民政府拟定各类法律法规。
1950年，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中共中央委派王明负责起草我国首部《婚姻法》。王明对这项任务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广泛查阅经典文献，深入研究了国内外众多法律法规及学术资料，由此迅速概括出婚姻法的核心要义与基本规范。
1950年4月1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届会议上，王明同志受法制委员会的委托，向与会代表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他详细介绍了该草案的编制过程及其背后的合理依据。经过与会代表的认真审议，这部共八章、二十七条内容的《婚姻法》最终顺利通过。
4月30日，毛主席发布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自1950年5月1日起，《婚姻法》将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施行。
这部凝聚了王明倾尽心血与汗水的结晶——新中国首部《婚姻法》，自颁布以来沿用至今，直至1980年，才迎来了其历史性的重新修订。
李光灿表示：
王明亲口述说，我则细致地记录。他言辞流畅，连续讲述长达17个小时，边说边修订，一气呵成，最终整理出一篇共计23000字的婚姻法报告。
毛泽东对婚姻法的编纂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对该法律亦怀有极高的敬意，视其为“破除封建婚姻家庭制度之有力利器，亦为构建新民主主义时代新型家庭关系的法律楷模”。
在法制委员会的任期内，即便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王明依旧坚守职责，即便卧病在床，亦勤勉不辍。在此期间，他频繁参与并主导各种会议，积极阐述自己的法制见解。尤其是1950年2月6日，他在主持全国监狱法律座谈会时，提出了“军事管理，民主生活，劳动教育，改过自新”的十六字方针，为监狱工作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王明在我国法制建设领域的卓越贡献与不懈追求，原本应当为他开启政治生涯的新篇章奠定基石。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他性格中的偏颇与固执，他多次无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善意劝诫，坚持己见，对历史错误持续抱有否定态度，从未愿意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02
1950年6月6日至9日，我国首都北京成功举办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隆重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亲自提交了一份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重要书面报告，并发表了《不要四面出击》这一颇具指导性的讲话。
本次会议明确了八项关键任务，这些任务涉及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维护物价的稳定运行、优化工商产业结构、彻底铲除反革命势力以及整治党内工作作风，旨在三年内显著改善国家经济状况。
随着会议渐入尾声，中共中央正式对外发布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起初，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议题核心在于对财政经济政策进行深度研讨，并着手拟定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规划。为何近期中央再次提及历史往事，使得人们似乎觉得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存在着某种分歧呢？
此事并非偶然发生。实际上，该决策的根源，与王明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对个人失误的处理方式紧密相联。
1949年三月，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举行。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王明同志的态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斥其未能直面自身的问题，拒绝进行自我反省，一味地将责任推脱，将成功归于己身，却将失误归咎于他人。随着会议的接近尾声，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口头要求，责令王明同志就历史上的错误问题撰写一份声明，并提交政治局予以审议。尽管王明同志在口头上表示同意，但实际上他却始终以各种借口进行拖延，直至音信全无。
1949年10月23日，刘少奇同志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派，针对王明同志未能全面执行二中全会决议精神，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谈话中，刘少奇同志还敦促王明同志加紧撰写声明书，并明确要求将声明提交政治局审阅。
26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其中第九项决议内容明确指出：
在仔细听取了刘少奇同志的详尽报告后，中央政治局成员普遍赞同刘少奇同志在王明同志的交流中采纳的立场是恰当的。王明同志务必严格遵守党的二中全会所采纳的决议，同时根据二中全会上对他的批评意见，以及王明同志在会议中表达的个人意向，立即准备一份声明，提交政治局进行审议。
1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一则由主任杨尚昆亲自签署的通知，正式将10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要旨传达给王明同志。
在接到通知之后，王明于11月6日向毛泽东同志发出了信函。
于1945年4月20日，我致信六届七中全会，就当日该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事，我郑重声明，本人已全面接纳并采纳了该决议的内容。
主席多次垂询我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看法，并明确表示，若我发现决议中存在与事实不符之处，中央将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乐于对决议内容作出相应的修正。
我坚决支持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针对决议中提出的各项问题，我已明确决定，将不再向任何人提出任何质疑。
2. 面对抗战初期所犯下的失误，党中央已经作出了明确且深刻的评估。作为一名党员，我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并决心严格遵循其指导。
在本函件中，王明依旧对抗战初期所犯过失选择了缄口不言。
王明同志尚未对自身过往的错误进行深入的自我反省，对党中央的坚定立场亦未展现出应有的真诚态度。他违背了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擅自向政治局提交声明书，这一行为已充分暴露出他在纪律意识方面的严重不足。
在第七次全国三中全会即将开幕的关键时刻，王明肩负着公务使命，赶赴天津对地方事务进行实地调研。然而，在返回北京的途中，他不幸患上重病。鉴于这一突发情况，1950年6月9日，正值会议召开之际，王明未能亲自出席。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特地致信杨尚昆，并在信中转达了毛泽东的观点。
在连续数日的医师轮流注射葡萄糖治疗后，我心脏衰弱的状况已有所好转。遗憾的是，肠炎腹泻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每日我只能摄取少量的流质食物，这使我无法重返工作岗位。因此，我无法出席三中全会，甚至对于政协全国委员会最初几日的会议，恐怕也难以全力以赴，内心充满了焦虑。在此，我特地向您请假数日，并如实向您汇报我的病情，恳请您谅解。
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决议，该决议与王明同志相关。
1950.6.9
1949年2月，在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鉴于王明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及抗日战争时期所犯的错误，会议经过讨论，做出了相应决议，责令王明同志撰写一份声明书，该声明书随后将提交政治局进行审议。王明同志在全会现场也公开作出承诺，他将严格遵守这一决定。
实际上，王明同志在执行该决策的过程中，持续展现出拖延的态度。即便政治局多次催促，特别是在1949年10月25日，刘少奇同志受政治局委托，与王明同志进行了沟通，明确指出他未能遵循二中全会决议，故意推迟提交声明书的行为是不恰当的，并敦促他立即着手撰写声明书。
同年10月26日，在仔细听取了刘少奇同志对其与王明同志谈话内容的详尽汇报之后，政治局立即向王明同志转达了相关决策，并特别强调：
“王明同志务必严格遵守二中全会所采纳的决议精神，并充分考虑会上同仁们对其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同时，鉴于王明同志在会议上公开承诺撰写声明书，应立即着手准备该声明书，以便提交政治局进行审议。”
1949年11月6日，王明同志致信主席，诚挚地反省了他在内战期间所犯的错误。追溯至1945年4月20日，他已向六届七中全会提交了一封亲笔信，信中明确表达了对全会及其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全力支持。尽管之后他对该决议持有一定的保留看法，并向主席提出过不同的见解，但他除接受决议外，未曾再就此事公开发表任何立场。
在抵御日本侵略者的岁月里，他对于问题的处理态度鲜明：不仅做好了接受中央裁决的准备，更是坚决地抵制了公开发表个人立场或观点的冲动。
三中全会指出，王明同志截至目前，仍旧对自身过往的错误拒绝进行深入的反思，对党中央的坚定立场显现出一种不诚恳的态度。同时，他未遵循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向政治局提交的声明书中，亦显现出其在纪律性方面的严重不足。
三中全会决定：
王明同志理应秉持二中全会的决策精髓，对其在国共内战及抗日战争期间所撰写的文章、小册子等文件中体现出的原则性错误，进行一次深入的自我反省。此行旨在彰显他已经深刻反思并接受了自身的过失，并在思想与行动上作出了切实的修正。声明撰写完毕后，应立即上报中央政治局审批。如需，政治局可将此声明提交至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进行深入讨论。
近期，本人刚结束对天津的实地工作调研，却不幸染病。恰逢我国即将召开首次全国法律工作会议，我急需起草会议报告，并着手准备多部刑法法典草案。直至8月17日，王明方才有机会向毛泽东同志及中央书记处写信，就以下数个问题表达了我的疑虑：
(1)请问可以提供怎样的时间规划？考虑到需要对我在内战与抗战时期所创作的所有文章、手册及各类文献进行全面审查与归纳汇总，这一任务将占用较长的时日。
(2)我诚挚地请求毛泽东同志能够归还我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所提交的报告提纲以及我个人携带的笔记本。回想起那次政治局会议的闭幕，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共秘书长王首道同志曾对与会者的笔记本和活页纸进行了集中收集。遗憾的是，自那之后，这些物品便未能归还。
（3）我精心保存的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合订本、延安的《新中华报》以及其他大量文献资料，均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1947年延安撤退之际，被转移至瓦窑堡。自那之后，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便如同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在此，我诚挚地恳请，能否归还这些资料，抑或至少提供一套副本，以便于我日常工作的参考与借鉴。
8月18日，毛泽东对王明所寄来的信函进行了重要批示：
“王明的声明书须于11月上旬编制完毕，并确保在此规定时限内提交至政治局进行审批。同时，请尚昆同志对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相关报纸资料进行核实，确保其保存得当。对于此事，尚昆同志应采取口头方式通知王明。”
接着，杨尚昆派遣孟庆树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并将此事通知了王明。
03
身体的不适感、沉重的工作负担和精神压力的交织，共同构成了王明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苦痛。在这重重的困境中，王明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踏入九月之初，那位曾坚决拒绝签署声明书的王明，正式向中共中央提交了赴苏联寻求治疗的申请。
鉴于王明的身体状况，加之苏联在医疗设备和技术的方面明显超越我国，中共中央迅速批准了他的请求。然而，王明却毫无根据，声称这是毛泽东“临时作出”的决定，指示他立刻前往苏联。
9月12日，刘少奇受命执笔，着手为毛泽东草拟一封致斯大林的电文。经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的严格审阅，电文最终得以定稿。紧接着，师哲负责将此电文翻译成俄语，并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交至莫斯科。
1950年10月25日，王明与孟庆树夫妇，携同他们的两个儿子，以及北京医院的医生陈锋禹和保姆陈启珍，共六人，在秘书田书元的陪同下，搭乘火车，开始了他们前往苏联寻求治疗的征程。
对此，二十多年后，王明却把自己申请去苏联治病，诬蔑说成是毛泽东“突然安排”，企图假借美国人之手，把他炸死在赴苏的铁路线上。他在《中共五十年》中说：
1950年10月25日的拂晓，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亲临我的居所，亲自向我传达了重要信息。
“今晨九时，刘少奇同志特地约见了我，并透露了毛主席已就相关事宜与其进行了商讨。王明同志计划在午后搭乘前往满洲里的列车前往苏联，他紧急指示我立即办理相应的手续。任务紧迫而明确：需立即通知外交部，着手为您和家人办理护照。您可以任选一人携带护照，只需提供他们的照片即可。我已与铁道部联系，确保今晚六点开往满洲里的列车上为贵宾预留了一节专用公务车厢。尽管时间紧迫，但还来得及行动。”
他询问，有消息称我国志愿军将于今晚午夜时分跨过鸭绿江大桥，踏上支援抗美援朝的战斗之旅。与此同时，传闻麦克阿瑟已命令美军空军对山海关至满洲里的铁路线进行轰炸，旨在切断从北京至满洲里以及通往苏联的补给线路。对此传闻，您认为是确有其事还是纯属虚构呢？
杨尚昆确认：“没错。”
“如果我们在第二天清晨抵达满洲里时，不幸遭遇了大规模轰炸，那岂不是会有这样的后果？”我提出疑问。
“既然如此，启程与否，全凭您的决定。”他语气柔和地回应，“若您选择暂且停留，还请尽早告知，以便我能够及时向铁道部进行汇报。”
我与孟庆树，迅速便看透了毛泽东突然发布启程命令的深层动机。刘少奇早已对我们的苏联之行给予了坚定的支持，而我们对于启程的期盼已横跨半年。经过一番深入的探讨，尽管前路未知且充满风险，我们仍旧坚定地决定奋勇向前；否则，我们能否成行，仍是未知之数，吉凶未定。
自1950年11月起，直至1953年11月，王明夫妇孟庆树及其二子二女，共同在苏联度过了一段宁静而疗愈的休养期。
04
1953年12月9日，王明带着家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孟公府2号。彼刻，他心中涌动着难以抑制的喜悦，急忙向毛泽东同志寄去了一封书信，尽情表达了他归国的激动心情。
“9日的拂晓，我们顺利抵达了首都。各位请安心，旅途一切安好。得知主席身体安康，我内心不禁涌起了一股温馨。自三年前的离别至今，我始终怀抱着重逢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深切期盼。若主席在百忙之中能够抽空，给予我会面的荣幸，还请务必及时通知，我将立即遵命前往。”
闻悉王明同志的康复之路尚未完全结束，中共中央表现出细致入微的关怀之情。董必武同志亲临病榻探望，向他转达了中央书记处同仁们深深的祝福，并鼓励他安心休养，继续调养身体。
1954年4月8日，王明因肝胆炎与肠炎病情急剧恶化，紧急送往北京医院接受救治。自那日起，他再未回归工作岗位。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我国于首都北京隆重召开了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场重要的历史时刻，政务院正式更名为国务院，并对若干部委机构进行了优化调整。同时，法制委员会亦宣告撤销，其原有职责则由法制局予以承接。自此，王明在政府序列中不复担任任何职位。
1955年的初春，王明不幸遭遇了胆囊炎的突发侵袭，随即他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接受救治。面对医生提出的胆囊切除手术的建议，王明与孟庆树心中充满了忧虑，他们坚定地表达了对这一方案的坚决反对。尽管疾病的根源尚未得到彻底清除，病情反复无常，王明的健康状况持续下滑，体重更是从原先的60公斤骤降至40公斤。
身患重病之际，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彭真、罗瑞卿、沈钧儒、史良、杨尚昆等领导同志纷纷前来医院探望。他们对医疗事务亦倾力相助，确保一切问题都能得到妥善解决。
05
经过一段时间的国内治疗，王明的健康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因此，他再次向中央递交了前往苏联接受治疗的申请。中央对此做出了迅速反应，立即为他办理了出国所需的所有手续。
1956年2月1日，王明与孟庆树携手并行，携带着他们年幼的儿子明明与亮亮，以及上次同行的一众人员，踏上了对莫斯科的深情向往之旅。自那日起，王明的人生之旅步入了尾声，他再未重返那片滋养他成长的祖国大地。
自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陷入争执的漩涡，尤其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潮席卷我国之际，王明被贴上“机会主义头目”、“苏修走狗”和“大叛徒”等污名，成为批判的焦点，成为了反面典型的代表。从此，他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逐渐疏远。
尽管对王明的指责与辩论多局限于文字层面，中共中央并未对其作出任何正式的决议，亦未将其开除出党籍。
当前，王明凭借着过人的口才和卓越的文采，敏锐地察觉到了时机的到来。在这场“东风与西风谁将胜出”的政治风云中，他在莫斯科所学的深邃马列主义理论，如同满腹的学问，终于迎来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王明以其卓越的智慧巧妙地洞察并应对中苏两党两国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分歧，灵活变换身份，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自1969年起，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旨在抨击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篇章。这些作品包括《毛泽东进行的并非“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等，持续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毛泽东的形象进行丑化、扭曲和诬陷。
1974年3月，已是病魔缠身的王明将1971年至1974年间撰写的《“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文化大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中国共产党五十年》等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历经重重困苦，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的四天之后，不幸因病于他钟爱的莫斯科与世长辞。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他留下了无法填补的遗憾，享年七十岁。
他终究未能亲眼目睹那部凝聚了他毕生心血的“反毛”巨著问世，而他本计划撰写的批判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亦化为了泡影。直至生命的尽头，王明仍旧难以释怀那未能战胜毛泽东的宿命，心中依旧充斥着不甘之情。
直至1975年，得益于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的大力扶持，这部作品才得以以俄语版的形式与读者见面，这一切都离不开作者孟庆树夫人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与细致整理。遗憾的是，孟庆树女士于1983年9月5日在莫斯科不幸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