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正君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基层合作社当副主任，这本是很多年轻人的寻常起点，他却视为煎熬。 他无法忍受下地干活的辛苦，手磨出水泡，心里盘算的却是如何尽快回到市里的办公室。 他的捷径就是市长刘达生的独生女刘天瑶。 乔正君明明对刘天瑶厌烦至极，却忍着恶心和她谈恋爱，只因看中她背后的权力资源。
刘达生这位市长是经济能手，眼光毒辣，他安排乔正君去基层，表面上是“锻炼”，实则是设下一场考验。 这场考验的残酷在于，它给了乔正君两种选择：要么靠真本事干出成绩，堂堂正正回城；要么暴露无能，彻底失去攀附的资格。
乔正君听说市长刘达山说了句“干出成绩就调你回城”，立马像打了鸡血一样，两个月硬生生搞出个五金厂。 但他用的方法是找记者来报道，想在市长老丈人面前长脸，而不是扎实办好企业。 工人培训仅三天，采购的机器全是二手货，生产的产品质量差到没人要。
乔正君任命因贪污坐过牢的肖树德为厂长，厂里工人两个月没发工资，钱去哪了？ 没人敢问，因为肖树德是塞了红包才上位的。 这种短视的管理方式最终导致了悲剧——五金厂发生火灾，厂房受损，多名工人严重烧伤。
火灾发生后，乔正君不仅不关心受伤工人，反而冷静地与肖树德商量如何推卸责任。 听说没人死亡，只有几个工人烧伤严重，他直接反问肖树德：“你不去医院，跑来我这干嘛？ ”最后，他们将责任推给几个工人，说他们违反禁烟规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俞乐山接手五金厂后先是把肖树德时期生产的残次品找到下家，以200元一吨的价格回收了一部分资金。然后，他请回收废料的公司配合演了一出戏，交钱那天故意不小心把装钱的箱子打开，钱撒了一地。
俞乐山特意将信用社的人约去工厂考察贷款，让他们亲眼看到合作方送钱过来的场面。 这一招成功说服了信用社同意贷款。 工厂里原本被肖树德煽动要离开的工人，看见俞乐山弄到这么多钱，立刻回心转意，排着队应聘。
俞乐山解决资金和工人问题后，亲自登门拜访技术专家谢敬思，诚心诚意聘请他。 虽然谢敬思不想离开工作单位，只同意每周六去一天，免费提供培训，但俞乐山仍坚持每月给他100元，开车接送。 这种对技术和质量的重视，与乔正君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乔正君看来，五金厂只是他调回市里的跳板，他发现工厂成为负担时，早已做了二手准备。 第一手准备是五金厂，可惜失败了；第二手准备则是让刘天瑶怀孕，通过这种手段逼迫刘达生为他调动工作。
刘达生得知女儿怀孕后，第一反应就是问妻子：“乔正君是不是想通过这件事让我在市里给他找好工作？ ”事实上，几个月前，当乔正君在基层不到一年就受不了，怂恿刘天瑶向父亲求情时，刘达生就已经看清了这个准女婿的真面目。
乔正君对感情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对方的利用价值：早年为了前途抛弃曲芳菲和亲生女儿暖暖；发现刘达生平反后立刻转头追求刘天瑶。甚至在结婚当天，他私下嘟囔“这辈子没有爱情了”，可转头就对刘天瑶甜言蜜语。
而俞乐山接手五金厂后，工厂的管辖权发生了关键性变化——从乔正君所在的公社划归给了县工业局。 这一制度变化意味着，俞乐山所做出来的所有业绩都算在县工业局的头上，与乔正君毫无关系。
当市里开会讨论提拔年轻干部时，乔正君原本有望入选，但最终的人选却是鲲州县工业局副局长高贺。 高贺比乔正君年轻，学历比他高，而且因为俞乐山把五金厂办起来，高贺作为主管领导自然有了显着业绩。
乔正君曾偷偷查看刘达生故意留在家里的文件，发现是市里要提拔一批年轻干部的会议记录。 他担心地问这种好事会不会轮到自己的头上，岳母邵洁叮嘱他这段时间不要出什么岔子。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因五金厂失败已经失去了竞争资格。
刘达生原本的计划是让乔正君在公社锻炼两年就调回市里，这样有了基层经验，调到市里的哪个岗位都顺理成章。 但乔正君用肖树德当厂长，不仅让桥头五金厂负债累累，还发生失火烧伤工人的事故，彻底打乱了这一计划。
当俞乐山把五金厂经营得风生水起时，乔正君却在为拍结婚照的事与刘天瑶吵架。 刘天瑶作为市长的女儿，想办一个不一样的婚礼，拍一张特别的结婚照，结果乔正君没把拍结婚照的事放在心上，把结婚服当成工作服穿着去上班。
乔正君回家故意帮刘天瑶的妈妈邵洁拖地，想留下好印象。 这种小聪明与他管理五金厂时的投机心理一脉相承，反映了他一贯的行为模式。
在俞乐山踏实经营五金厂的同时，乔正君仍寄希望于通过关系而非实力实现调动。 他甚至跪下求妻子刘天瑶帮忙，而那一刻，他裤兜里还揣着刘达生给他的市会议记录——一边跪着求妻子救命，一边还在盘算如何利用老丈人的关系。
乔正君的悲剧在于，他始终没有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初期，梁川需要的是实干者，而非关系户。 刘达生用34个字划出的那条“公私分明，能力至上”的界线，不仅是对乔正君个人的审判，也是对整个时代规则的宣告。
当乔正君最终因贪污、包庇罪入狱时，举报他的关键证据正是他当年写给刘达生的“效忠信”。 而俞乐山这种踏实担当者，尽管历经坎坷，却在出狱后找到了新的出路。 两人的命运轨迹，从五金厂的控制权易手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