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的牌桌上，几乎全是王炸。
人口全球第四，2.8亿，市场和劳动力管够。领土横跨两大洋，死死扼住马六甲海峡的咽喉。更别提老天爷追着喂饭的资源禀赋：镍矿储量全球第一，棕榈油产量世界冠军，煤炭、天然气多到用不完。
作为G20成员和东南亚第一大经济体，印尼怎么看都该是下一个崛起的巨头。
但现实却给了它一记响亮的耳光。
几十年来，这个潜力股始终“潜力”着，工业化步履蹒跚，经济严重依赖卖资源。
隔壁的韩国，拿到的却是一手烂牌。
二战后一片废墟，国土狭小多山，矿产资源几乎为零，95%以上的能源靠进口。
起点比印尼差得多，如今却早已是人均GDP超3万美元的发达国家，在半导体、汽车、造船领域卡着全球的脖子。
一手好牌，怎么就打烂了？
问题不在牌本身，在打牌的人。
印尼最大的困境，是它的地理格局成了政治格局的完美隐喻：极度分散。
一万七千多个岛屿，像一把珍珠撒在海上，听起来浪漫，对搞工业却是噩梦。岛与岛之间最短距离都几百公里，没法修路，只能靠海运和空运。
海运太慢，空运太贵。这直接导致了产业无法形成集群效应，一个在爪哇岛生产的零件，要运到苏门答腊岛组装，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高到离谱。
更要命的是，这种地理上的“散”，渗透到了政治和社会的骨子里。
印尼的政治生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分肥文化”。国家靠卖资源赚来的钱，没有变成产业升级的资本，而是成了一块唐僧肉，被军队、官僚、地方寡头瓜分，以此换取各自的政治忠诚。
政客们热衷于短期分钱，没人愿意做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见效的长期产业规划。因为蛋糕还没做大，分蛋糕的刀就已经亮出来了。
这种内耗，叠加了复杂的种族与宗教矛盾。主体民族优势不明显，各族群隔岛而居，离心力极强。中央政府想要推行一个全国性的工业战略，往往在层层分包和地方博弈中被消耗殆尽。
资源，本是祝福，在这里却成了诅咒。因为它让精英阶层有了一块可以轻松瓜分的肥肉，丧失了推动国家进行艰苦工业化转型的动力。
说白了，就是一种资源依赖下的集体“躺平”。
再看韩国，就完全是另一个故事。
韩国的崛起，是一场由国家意志主导的、近乎残酷的强制进化。
从朴正熙时代开始，韩国政府就扮演了一个“总设计师”的角色。它的武器库里有三样东西：五年计划、国家控制的银行、以及被选中的“国家队”——财阀。
60年代，国家说搞轻工业，银行的钱就必须流向纺织厂。
70年代，国家说要搞重化工业，银行的贷款就砸向钢铁和造船。
80年代，风口转向电子和汽车，三星、现代这些日后的巨头，就是在国家机器的全力扶持下，拿到了第一桶金，被逼着去国际市场上拼杀。
韩国政府用高度集中的权力，将全国有限的资源死死攥在手里，精准地“灌溉”到选定的产业上。这种模式牺牲了公平，催生了财阀垄断，但效率高得惊人。
它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
这背后是一种深刻的危机感。韩国什么都没有，不拼命就会死。这种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逼着整个国家拧成一股绳，向前猛冲。
所以，印尼和韩国的差距，根本不是自然禀赋的差距，而是“国家意志”的差距。
印尼的权力是散的，像它那一万多个岛屿，各自为政，互相消耗。它的精英满足于分食眼前的资源蛋糕。
韩国的权力是集中的，像一把锋利的锥子，目标明确，执行力强。它的精英从一开始就知道，不把蛋糕做大，所有人都得饿死。
一个是在资源丰富的“温室”里，因内耗而错失良机；一个是在资源贫瘠的“角斗场”里，被逼出了强大的生存能力。
印尼如果想真正崛起，要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满足于“分肥”的自己。
